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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长沙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行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2012〕15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市人民政府决定重新公布《长沙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行办法》，并从公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文件有效期。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长沙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见》（湘发〔2009〕26号）、《长沙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纲要》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
　　第三条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统筹规划，聚合要素，整村推进，集中连片开展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加强耕地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第四条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整合资源，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政策激励，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注重特色、分步推进；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民意、依靠群众，以群众意愿为标准，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
　　第五条　按照全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要求，到2012年，全市完成100个片区的土地综合整治，综合整治面积100万亩，新增耕地3%以上，盘活建设用地3%以上。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城乡用地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章　主要任务


　　第六条　推进土地开发整理。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和未利用的土地进行开发整理，对生产建设破坏和自然灾害损毁或污染的土地进行治理修复利用，集中连片推进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田间道路、防护林等建设，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建成集无公害、有机高效农业和观光农业为一体的高标准绿色农田，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
　　第七条　推进村庄集中整治。合理安排农村居民点、公益事业、产业发展等各类用地，适度调整撤并布局分散的自然村落，合理开发利用腾退宅基地、村内废弃地和闲置地，按照布局优化、用地节约的原则，通过统规统建、统规自建、统规整治等方式，拆除一批“空心村”，改造一批旧村镇，建设一批新村镇。
　　第八条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完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的路网、水电、通讯、广播电视及生活垃圾、污水收集和处理等基础设施，健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商贸等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状况，实现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
　　第九条　推进农业产业发展。通过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向能人经营集中、向特色经营集中。立足区域特色，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主导产业，着力推广应用农业科技，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基地。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推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等农村第三产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第十条　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一定比例合理安排涉及农村生态建设的用地。改良农村生态系统，推进改水、改厕、改圈、改灶，逐步实行住宅与圈舍分离，推广沼气等清洁能源。开展环境污染整治与环境保护，治理工业“三废”污染，加强农村地质灾害的监测治理，合理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水质净化、山水林地及设施，确保新农村建设符合“两型社会”发展要求。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科学编制整治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和整体控制作用。市人民政府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产业发展规划、村镇建设规划、交通水利规划等，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编制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协调各业发展，构建合理空间布局，对各业用地进行合理配置，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本区域土地综合整治年度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列入土地综合整治的区域，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国土、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整合土地利用、村庄建设、交通、水利、农业、环保等涉农规划，以村镇为单元，编制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统一安排整治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村庄建设、基础设施、土地整理、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规模、布局、时序和要求；视需要编制村庄及居民点建设、交通、水利、产业发展等详细规划。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实施，不得擅自调整。
　　第十二条　优化布局整村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按照整体规划、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选择城镇近郊自然地理条件适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大、土地权属清晰、基层组织实施能力较强的村镇安排；优先选择已确定的各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和已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接边集中安排。项目布局必须整体规划、整片统筹、整村推进。已纳入城镇规划建设的区域，原则上不安排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需要开展城中村、园中村、城郊村改造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市、县两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建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库，集中申报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产生。
　　第十三条　落实整治责任主体。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市人民政府负责统一领导，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组织，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村集体做好配合协调。土地综合整治的具体运作可因地制宜，采取政府直接主导、政府设立的公司主导、社会投资企业主导、农民自主组织主导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各相关部门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整合资源，落实责任，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切实抓好试点示范。按照全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要求，在抓好岳麓区莲花镇、长沙县北山镇、望城县白箬铺镇、浏阳市永安镇、宁乡县金洲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试点的基础上，每个区、县（市）选择部分村镇扩大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示范带动，稳步推进。
　　第十五条　严格规范项目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申请立项，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初审，市土地综合整治办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立项批准后，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项目区土地综合整治规划设计。市国土资源部门会同财政、规划、农业、交通、水利、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负责项目区国土综合整治规划和设计的审查把关，负责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行总体验收评估和挂钩指标的确认。项目实施中土地整理、村庄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由具体实施主体按相关行业技术规范和项目规划设计执行。
　　第十六条　规范土地确权登记。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的区域，以村（组）集体成立合作社等，先行对各类资产开展清查、登记；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依法进行认定；按村组议事决事规则决议履行财产有关手续，明确股权。土地确权登记按规定办理，做到地类面积明确，权属无争议，留有现状图件。土地综合整治经验收后，制定土地调整方案，充分征求权利人的意见，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确定土地权利归属。


第四章　政策措施



　　第十七条　由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在预算和其他环节，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15%的一部分以及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扶贫、以工代赈、退耕还林、农村道路建设、水利建设、城乡规划建设等各类涉农资金进行整合，安排用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市人民政府土地综合整治账户的资金，按照以补代投与收购指标的方式投入，安排用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及时编制项目实施计划，作出年度资金安排。对经批准的项目计划资金，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拨入土地综合整治机构，实行专户储存、“双控”管理，并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县级人民政府从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涉农资金，用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补助、奖励及融资贴息等。
　　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支持鼓励土地权属所有单位和土地承包经营者以及各类社会投资主体，自筹资金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有计划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库中选择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投资者。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指导，依照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明确整治区域和规模、内容和期限、新增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置换指标、考核验收、指标回购和资金补助标准等内容。
　　第十九条　对项目区原有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后形成的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优先通过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交易，富余的可以由市和区、县（市）土地储备机构回购，在市域范围内调剂，优先用于城市建设用地。使用增减挂钩指标的地块所产生的土地级差纯收益适度反哺农村，主要用于综合整治区域的拆迁、整理和建设，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土地综合整治区域内需拆迁的房屋，其拆迁补助标准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　土地综合整治新增耕地扣除用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后的节余指标，按规定程序由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农业部门验收确认，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区、县（市）国土资源部门要建立新增耕地台账，将新增耕地落实到地块，并按规定报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合作社等形式流转耕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入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约定参与经土地综合整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增值分配，流转交易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进行。对超出流转交易委托价的增值部分，以村为土地所有权人，一般地区提取不低于10%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专项资金，城市郊区、建制镇周边地区提留不低于20%用于公共公益事业建设。
　　第二十二条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在市和区、县（市）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依法交易，用于发展工业、商业、旅游、休闲等产业经营。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一致的，县级人民政府按国家、省的规定收取交易增值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归所有权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主要用于农民社保和医保开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一致的，土地所有权人按照约定参与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没有约定或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土地所有权者收取基准地价和土地交易增值部分各20%左右，主要用于农民社保和医保开支。县级人民政府按国家、省的规定收取土地交易增值费，用于建立农村公共公益维护专项资金，剩余部分返给原土地使用权人。对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使用，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鼓励农户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变更户籍，促进宅基地流转。居民点建设可打破村组界限，其用地可通过村组之间有偿调剂等方式协商解决。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村、镇空闲土地，符合规划并依法批准调整为建设用地的，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交易；交易所得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矿废弃地、塌陷地等建设用地，通过整理继续作为建设用地的，纳入集镇、村庄、居民点规划范围内；通过整理复垦为农用地的，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土地综合整治后的农用地流转交易、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交易、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作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措施，免征属于本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十六条　有条件的地方在编制村庄集镇规划时，可依法适度缩小分散村居规划用地范围，适当扩大集中居住规划用地范围。以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住宅或经营性用房，可以出租；集体建设用地办理征收手续后建设的住宅或经营性用房，可以销售给城镇居民。交易所得收益由县级人民政府收取10%，用于村庄、集镇扩容提质，其余用于农民社保、医保。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规模农业生产主体需要配套用房的，在符合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条件下，允许在用地总量的3%以内（最高不得超过100亩）核定配套设施农业建设用地，为生产经营服务；或者部分用于集镇、村庄、居民点规划建设用地区域，申请建设用地用于加工企业等项目建设。该部分用地尽量不占用耕地，选择利用荒山、荒地、荒滩。对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实行用途管制，其建筑物、构筑物用地与流转经营地同时流转；终止承包经营的，其建筑物、构筑物土地使用权同时无偿终止。
　　第二十八条　对现有农家乐、农业休闲山庄等乡村承包经营地、建设用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清理。市人民政府组织研究处理方案，规范有偿使用手续和登记确权办法，促进依法有序流转经营。
　　第二十九条　对在集镇、村庄规划范围内已建设和销售给当地农民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清理，依据有关法律完善有偿使用和登记、确权、发证的工作。
　　第三十条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融资途径。按照“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产权抵押交易。县级人民政府要支持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研究出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资产融资的办法和程序。
　　第三十一条　从土地收益、依法收取的耕地占用税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实行统筹使用，主要用于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以及对承包经营土地农户的直接补贴。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三十二条　加强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成立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委员会，由市人民政府领导任主任，设专职副主任1名，市农办、监察、财政、国土、规划、建设、交通、环保、水利、农业、林业、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变更的土地综合整治局合署办公。县级人民政府应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第三十三条　加强协调配合。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选址、规划编制的协调、土地整理和增减挂钩设计的审查、项目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挂钩周转指标的确认。财政部门负责统筹整合土地综合整治的各项涉农资金，全程监管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规划、建设、交通、水利、林业、环保、发改、农业、农办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做好相关工作。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协调金融机构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支持。
　　第三十四条　依靠基层群众。土地综合整治的运作模式、规划设计、土地整理、旧房改造、新居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工作，要通过公告、听证、公示等方式，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每个项目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才能实施。区、县级人民政府要创造条件，让当地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扩大农民在当地就业，确保农民受益。要坚持以人为本，防止以行政命令方式搞违背农民意愿的大拆大建，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建立考评机制。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内容，纳入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其结果作为对区、县（市）和相关部门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市人民政府与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对项目区进展情况实行年度考核。
　　第三十六条　强化监督管理。由监察部门牵头，建立国土资源、财政、审计等部门及当地群众参与的项目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公示制度和群众意见征集制度，建立严密的项目审核制度和透明的资金拨付制度，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项目所在地党员、群众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德力格仁贵　山西赵煌律师事务所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维权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受到侵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式对其遭受的损失特别是精神损害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很完善，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文试从精神损害制度的立法体系、适用范围、请求主体以及赔偿数额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浅析，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精神损害 适用范围 发展完善
一、精神损害的内涵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精神损害的内涵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精神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 法律上的精神，主要指精神活动，并且是与精神损害(赔偿)相联系的，它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而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
精神痛苦主要是指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等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焦虑、不安、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身权及其他民事权益进行不法侵害，造成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包括肉体痛苦、精神痛苦），损害后果严重，因此由被告承担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更进一步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和精神利益的保护。首先，有利于抚慰受害人。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倘若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金，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受损害的感情，从而逐渐减轻、消除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利于恢复其身心健康。其次，有利于惩罚侵权人。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本身就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绝大多数正常人明知侵权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会愿意支付抚慰金，而且支付抚慰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承担责任者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状况。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则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损害程度、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赔偿可以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的权利，教育其更好的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与他人和谐相处。再次，有利于教育公民。责令侵权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这将从另一方面发挥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防止并减少损害他人人格、人身权的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保护人格权的目的。”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1986年的《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第一次已成文法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某些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金钱赔偿。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进一步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格意识的觉悟，各种请求人格权保护的案件越来越多，《民法通则》第120条不适用也越来越明显。我国采用司法解释对此条内容进行扩充。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不但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扩大了精神损害的范围，而且对精神损害的请求人的适格条件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受理也给予明确的规定。但是，《民法通则》、《解答》都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没有得到凸显，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更是空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又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里以“人格尊严”即一般的人格权取代具体的人格权，并首次规定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做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主体、范围、规则又作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但仍有诸多不足。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排除了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利明先生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实际上，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的人身权，最终会导致其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直接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且是赔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失。“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能产生生理上的痛苦，但法人可能因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利益是民事主体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定法人与精神损害，就等于否定法人的人格，其结果必然使法人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法人基于这种人格利益、身份利益所受损害，导致的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当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同样法人以外的其他组织按照法律规定也享有其名誉权等人格权利，也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以人格权是以人身为内容为直接目的的民事权利为由决绝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彭万林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允许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而且这样的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只是根据一些因素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加以规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幅度。这样给法官自由裁量时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一方面可能达不到抚慰受害人、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有可能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或法官手中所掌握的案件判例酌情而定，很难与实际受损害的程度相联系，甚至同一案件的一审和二审判决所确定的数额反差巨大。例如，1998年上海公民钱某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因脱裤搜身侵害其名誉权案，原告索赔5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判赔25万元，二审法院改判为1万元。三个数额相差巨大，令人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和数额心存疑虑。完全凭借法官的自由裁量，确实该具体操作增加了技术难度。加之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又参差不齐，必然导致对同一案件活着相同案件，不同法院或法官会判定不同的赔偿数额，甚至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现象，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平或裁判不当。
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 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体系
1、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
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实际上，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专设精神损害赔偿编，对各类侵权致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细化、归类，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2、 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进行修改，并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
偿的法律规定，避免出现法律对物质型人格权和精神型人格权保护方面的冲突，形成完备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以体现法制的统一。
（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1、 把法人和其他组织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
这是因为，否定说具有致命的弱点，将其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从平衡法人责任的角度看，不能因为法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强于自然人，就降低对其正当权利的保护。法人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法人及自然人侵权行为的挑战，是否赋予法人精神损害请求权成为保障法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杨立新认为，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若不许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法人人格独立的否认，因此与立法精神不符。关今华认为，法人虽非一种有生命机能的组织体，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虽然不会因侵权造成“心灵创伤”或“内心痛苦”，但是法人不是“虚无主义的产物”，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从其组成人员来看，法人是由许多具有生命和思维活动的自然人所组成，它是由若干决策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如果企业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玷污，就会使企业造成签订合同被解除，已销售的产品被退回等不应有的损失，这必然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以及对职工、劳动生产的热情等造成精神上的损失。这种精神上的损害与对公民个人实施精神损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否认这种对法人的精神损害并拒绝予以赔偿，则不利于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 从现实意义来看，现今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环境没有净化，竞争却日趋激烈，各种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有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客户，由此引起侵害法人人格权而提起的诉讼逐年增多，这些侵权，轻者导致法人名誉受损，重则迫使法人停产倒闭。金钱赔偿精神损害非但不会减损人格价值和产生其他负面作用，反而可以提高对其精神利益的保护力度。
2、 应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
目前司法界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种认为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困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或者因被告人判处徒刑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法律白条”。
我认为，首先，对被告人仅科以刑罚不能完全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事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已足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被害人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私权利，权利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是否放弃应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法律不应否认被害人就精神损害而要求赔偿的权利。例如在故意杀人、重伤害等恶性事件，如果对被告人处以极刑，很可能使被害人精神完全得到慰藉，被害人也不可能再向被告人（已处极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若判处在被害人心中认为较轻的刑罚，就应该赋予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慰藉被害人的心理创伤。
其次，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 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处二年缓刑或三年实刑，其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了否定性评价，但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却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对受害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抚平，只有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因此不能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人的行为追究了刑事责任，仍不可排除追究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当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是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但实体上仍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二者的性质存在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最后，经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权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也是法律上公平的体现。因此，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一定要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立法中，这样有利于缓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特别是在过失性伤害案件中，加害人坐牢对受害人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用民事赔偿抚慰被害人。
（三）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相对量化之建议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国外只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表格定额赔偿法。日本对交通事故、公害等赔偿采用此法，即将精神损害进行等级划分，制定固定的赔偿表格，对每个精神损害的级别确定不同的标准，法官在审理时只要查表就可以确定赔偿数额。2按日赔偿法。丹麦曾经规定，侵害人对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每日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5丹麦克朗，对其他病人每日支付7.5丹麦克朗精神损害赔偿金。3.限定最高额赔偿法。即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在此数额下，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心证酌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采用。4.分类计算赔偿法。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采用此法，即将损害按项目进行分类，再依项目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赔偿数额，最后将各项数字相加得出赔偿总额。5.自由心证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也不设立最高赔偿数额，完全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以自由心证的方法得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荷兰、希腊、葡萄牙等国家采用此法。” 。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也相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标准，结合我国国情，由司法部门制定一个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 根据不同的侵权类型分别制定不同的赔偿标准。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的标准时必须对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区别对待，根据其不同特点，确立不同的规则，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数额标准，最后酌定总的赔偿金额，从而克服法官酌定赔偿法的弊端，使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立更加准确。
2、 在同一种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制定一个量化参考表。
主要是根据受害人的损害或痛苦的具体情况以及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幅度表，例如在1000-10万元之间具体细化， 以预期收入平均数为基准进行计算，可以参照关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统一以受害人所在地的可支配收入为依据进行计算。
3、 法官根据量化参考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以精神损害赔偿参照表为依据，由法官综合考虑诸因素，酢定决定一个赔偿数额。首先应考虑的是受害人的受伤害程度，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损害赔偿一样，首要功能就是抚慰和补偿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损害具体包括原告在受到伤害前的基本收入能力，原告在受到伤害之后收入能力降低的程度（以百分比表示）,这种收入能力降低情形将会持续的时间长短等情节。其次是受害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是侵权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与次数、行为方式、持续时间长短、影响面大小等具体情节、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侵权人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这是对侵权人主客观方面的综合评价。
总的来说，要加大对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赔偿力度，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须的制度保障，也是尊重人权、重视人权的需要和手段，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