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和不足
李俊杰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 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 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 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 + 1”惩罚性赔偿制度, 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 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 。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性功能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 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 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 。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 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 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王海们”买假并非为生活消费,应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如果按当前现实,为调动广大消费者打假积极性,“王海们”又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这显然是立法宗旨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其次该定义未明确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所以有人建议将其改为“任何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贸易、商业、生产和职业有关的自然人”,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经营者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但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 销售者的范围又包括哪些? 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消费者依法索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很多主体,到底谁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向谁提出索赔。因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生产者、供应者、销售者的概念,并对此分别作出明确的界定。
第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 条应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修改,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扩大适用范围,缓和适用条件。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因为按目前49 条之规定,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仅能获得双倍的赔偿,而合同法第50 条则规定行政罚款的数额为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消费者所得到认可的加倍赔偿与行政罚款的一至五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此会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对参与打假持消极麻木的态度。这表明我国仍然偏重于行政措施,而忽略侵权行为受害者(消费者) 的切身利益,这正是法律的实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扩大适用范围,因为按现行49 条之规定,消费者仅能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欺诈行为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就给那些并非欺诈而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的人网开一面,这又如何体现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如果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话,那么,对恶意制假者所给予的惩罚金额将更大,而他们的制假元气就会丧失殆尽。缓和适用条件,因为按现行49 条之规定,消费者必须证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在实践中,经营者对于前来索赔的消费者总是百般刁难,设置种种障碍,例如要求消费者对其欺诈的故意进行取证,要求消费者提供证明及其他事实的证据,而这对于本来已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时会显得极为不合理。因而要适当地缓和适用条件,免除消费者某些不适当的举证责任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真正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第98号
《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业经2007年11月22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二届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促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的问责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的工作部门包括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和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以下统称市政府部门）；所称的行政首长，是指市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
第三条 对行政首长的问责遵循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府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其行政首长予以问责：
（一）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不力的：
1、不贯彻落实或者不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2、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人民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
3、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
（二）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
1、超越权限擅自决策；
2、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
3、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
4、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
5、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
6、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
7、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8、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三）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
1、瞒报、谎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重要信息；
2、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未按照有关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
3、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发现重大公共安全隐患和生产安全隐患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导致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违法或者不当采取行政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
5、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
6、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
7、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监管不力或者纵容、包庇；
8、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
9、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
10、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的：
1、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
2、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3、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4、对本单位的违法违纪行为隐瞒不报，或者包庇、袒护、纵容；
5、指使、授意本单位工作人员弄虚作假；
6、指使、授意、纵容本单位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者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
（五）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其问责：
（一）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
（二）泄漏国家秘密或者所掌握的工作秘密；
（三）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或者亲属牟取利益；
（四）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或者包庇、纵容；
（五）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限期整改；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赔礼道歉；
（五）取消当年评先进和优秀的资格；
（六）通报批评；
（七）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辞职；
（八）建议免职。
前款所列的问责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采用本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问责方式的，依照有关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市长发现市政府部门或者其行政首长涉嫌有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决定由市监察机关启动调查程序。
市长在决定启动调查程序前，可以责成或者委托副市长责成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第八条 市长决定启动调查程序的，市监察机关应当自市长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核实。
第九条 调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调查人员以及与调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被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二）办理的调查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
（三）与办理的调查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调查事项公正处理。
市监察机关领导人员的回避由市长决定，其他调查人员的回避由市监察机关领导人员决定。
市长发现调查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十条 行政首长在被调查期间应当积极配合，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
行政首长在被调查期间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第十一条 市监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结束后，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并询问其对调查结果有无异议。
第十二条 市监察机关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具体事实、基本结论、是否应当问责以及适用的问责方式等内容。
案情特别复杂的，报经市长同意，完成调查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个月。
第十三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问责的，市监察机关应当将调查结论和市长的决定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首长。
第十四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认为需要问责的，由市监察机关将调查报告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调查报告时，被调查的行政首长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第十五条 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讨论情况作出问责决定，并由市监察机关负责实施。
第十六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前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规定予以问责。
第十七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５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 市长可以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市监察机关在７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以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问责决定可以中止执行。
第十九条 市长根据复核报告或者复查报告，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问责方式恰当的，决定维持；
（二）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适用问责方式不当的，决定变更问责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决定撤销问责决定。
第二十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违反政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党纪的，依法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市政府部门的其他工作人员有过错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二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规定需要发出通知和决定等文书的，由市监察机关负责拟制和送达。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对区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实施问责的，依照本规定执行。
区县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的行政首长实施问责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