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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律师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

王政 律师

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将涉及到企业控制权变动的产权交易行为中的企业兼并和企业收购行为统称为企业并购。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企改制和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和境内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应是改善企业资源配置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参与并购各方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业并购行为所涉及到的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专业性又非常强的工作，这种复杂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各方面专家和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以及熟悉国家产业政策并具备资本运营实际操作经验的投资银行机构等。这些人士或机构提供的专业调查和咨询意见是防范并购中存在的系列风险、促进企业并购行为依法规范运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介绍律师在企业并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参与企业并购的各方充分认识到聘用律师等中介机构帮助自己完成企业产权交易的必要性问题。
在企业并购行为中，所涉及到的各方利益主体一般包括：兼并方或收购方（简称“并购方”）、被兼并方或被收购方（以下称“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等。其中最需要聘用律师的是并购方和目标公司。下面就针对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律师所应发挥的作用分别展开叙述。

一、并购方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
对并购方而言，任何并购交易中都可能存在着风险，只有对并购交易中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并做好相应的对策，才能有效防范并购风险，保证并购交易的成功及实现并购的目的。并购方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法律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发挥以下重要作用：
（一）在实施并购前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购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中在参与主体、市场准入、经营规模和范围等方面必然受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当并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时候，政府干预是必然的，而且政府在并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会直接关系到并购的成败。所以，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业务首先要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对目标企业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做尽职调查。为了确保并购的可靠性，减少并购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损失，并购方在决定并购目标公司前，必须要对目标公司的内部情况进行一些审慎的调查与评估。这些调查和评估事项包括：1、目标公司的产权证明资料（一般指涉及国有产权时国资管理部门核发的产权证或投资证明资料）；2、目标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包括公司章程、各类出资或验资证明报告等）；3、有关目标公司经营财务报表或资产评估报告；4、参与并购的中介机构从业资质；5、目标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6、目标公司重大资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负债或合同事项；7、目标公司管理框架结构和人员组成；8、有关国家对目标公司的税收政策；9、各类可能的或有负债情况（包括各类担保、诉讼或面临行政处罚等事项）；10、其他根据目标公司的特殊情况所需要调查的特殊事项，如社会保险、环保、不可抗力、可能不需要并购方同意就加诸于并购方的潜在责任等。目标公司若不反对并购，应对并购方律师尽职调查持合作态度，应并购方要求或依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将自身情况，有关材料、资料、文件等告知或提供给并购方。
（三）出具完备的并购方案和法律意见书。并购方律师参与并购的核心工作就是为其实施并购行为提供或设计切实可行的并购方案和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书，以便对并购中所涉及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或适当的规避。目前，对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一般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是向管理国有资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机关报批时所必须的法律文件。
（四）起草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企业并购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企业的资产、负债或人员等重组事项，其间必然涉及到需要律师起草或审核的大量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这些合同或协议文件是最终确立企业并购各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依据，务必需要专业律师从中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
（五）参与有关的并购事项商务谈判。对企业并购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需要参与并购的各方反复进行（有时甚至是非常艰苦的）商务方面的谈判，至于面临企业并购失败的风险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有最后谈成的结果才能形成书面上的法律文件。律师参与并购业务的谈判，有利于律师全面了解或掌握交易各方的真实意图，并随时为交易各方提供谈判内容的法律依据或咨询服务。

二、目标公司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
对目标公司而言，其实更需要专业律师的参与。但是，现实中由于目标公司存在种种问题往往忽视律师的作用，甚至认为律师的参与会对顺利实现并购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实践中，被并购一方很少注意发挥律师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外资并购业务中，一般是由外资并购方单方聘请律师完成并购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往往使目标公司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损失掉许多应该争取的权益，且容易导致并购失败后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目标公司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对其而言可以发挥以下重要的作用：
（一）审核并购方的正式授权和谈判效力问题。作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其本身往往存在多种不足，有时甚至是面临破产倒闭的边缘，所以非常地急需“输血打气”。而越是如此，反越是容易被他人利用，尤其是被许多骗子公司所利用。现实中，打着“企业并购”的幌子行骗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对有并购意图和并购实力的公司，也需要目标公司对其真实的意图进行研究。所以，对目标公司而言，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在谈判初期，应让熟悉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参与或通过咨询的方式了解并购方谈判代表的相关授权、企业资质和资金实力等有关状况并确认谈判的效力问题后再继续有关的谈判工作，律师的参与对避免企业被骗或并购失败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二）制作或审核有关的并购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担保文件。对目标公司而言，因为在并购完成前其需要向并购方提供一系列的调查资料（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状况、销售渠道、目标客户、知识产权等资料），尤其是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实施的并购，一旦遇到恶意并购或并购失败情况，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所以，在并购实施前，要求并购方提供有利于保护自己权益的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有关并购资金来源的担保协议有时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专业律师的参与或提示，至少可以避免或防止目标公司可能会遇到此类风险。
（三）协助目标公司回答并购方提出或调查了解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并购方向目标公司所调查了解的情况，有时往往比较专业。目标公司为了及时高效、完整准确、恰当有据地向并购方回答疑问或提供材料，最好需要专业律师的协助。
（四）参与起草或审核与并购相关的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并购方律师起草的关于并购事项的协议，首先是为了维护并购一方的利益，往往存在许多对目标公司不利的条款内容，有时甚至是故意设置法律的陷阱。若目标公司不注重对有关合同或协议条款进行研究，往往事后会陷入被动局面，对其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是成千上亿。律师的参与，可以最大限度的使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在合同条款内容上不会处于明显的被动不利地位。
（五）参与或直接代表目标公司进行商务谈判。目标公司聘用律师参与商务谈判的目的与并购方聘用律师的目的是一样的，而且有时双方律师坐在一起谈判也确实是更容易进行交流，有利于提高谈判的效率，有利于促成交易的尽快达成。

当然，对不同的并购项目，并购各方需要律师参与的深度或广度是不一样的，其间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也会千差万别。但无论是作为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单方聘请的律师，还是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双方共同聘请的律师，促成并购交易的实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严格遵守并购方面的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应是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事务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从律师自身角度讲，能否为并购各方服好务，除了要有良好的律师职业操守外，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业务操作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来说，除了熟悉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最好还要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或工作经验，另外懂得财务和税务方面的知识并且了解被并购的目标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发展现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之，企业并购是为了企业自身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专项顾问的中介服务作用更应当在执业生涯中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准。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2006-2-19

批捕在逃犯是否受追诉时效限制

陈汉高　曾爱军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南（男，1972年3月29日，广东五华人）伙同黄某明、黄某任、黄某响、刘某发、刘某平、古某波、邹某科、何某敬（均已判刑）等人于1991年7月4日、6日在五华县龙村镇龙村圩寻衅滋事四次，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五华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经审查，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1月15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未执行逮捕，而其他同案犯则被法院判处不等刑期。2006年11月23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并于12月14日移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五华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南犯寻衅滋事罪向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告人虽经批捕，但一直在逃未能直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按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当时此罪最高刑期为7年），超过10年，为过追诉时效，此案已过15年，法院据此最终对本案作终止审理。

二、分歧意见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黄某南涉嫌寻衅滋事是否已过追诉时效，而其实质焦点在于，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是否属于采取强制措施之一。第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属于采取的强制措施，此案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因为逮捕包括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与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两个相关的法律程序，当检察机关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时，公安机关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除非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无法捉拿归案导致逮捕无法执行。但无论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都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采取强制措施，并非要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才算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处罚，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第二种意见认为，采取强制措施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进行限制。本案仅有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而没有公安机关的执行逮捕，并没有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故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逮捕”一词具有双重词性，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名词时包括检察机关作出的批捕决定和公安机关的对批捕的执行，作动词时专指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是对其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当认为“强制措施”中的“逮捕”包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决定时，它属于名词；当认为“逮捕”是指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的执行措施时，是属于动词。笔者认为，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的“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中的“强制措施”应作名词理解。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是属于已采取强制措施，这可从如下方面去理解。

　　一，从旧刑法的立法思想、上下条文角度上看，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批准逮捕。新旧刑法是一脉相承的，旧刑法（即1979年刑法）对追诉时效问题规定，被政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而新刑法（1997年修订后刑法）发展了旧刑法，对不受追诉时效限制作了更宽大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88条）新刑法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追诉时效而逃避法律的惩处，最大限度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对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的，一定得追究刑事责任。若是被执行逮捕后再脱逃的，则还触犯另一罪名：脱逃罪，实行数罪并罚。（旧刑法第161条：“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的，除按其原犯罪行判处或者按其原判刑期执行外，加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暴力、威胁方法犯前款罪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新刑法第316条。）故从这可看出，旧刑法的“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

　　二，从威慑力角度上看，批准逮捕后犯罪分子就处于公安司法机关的天罗地网中，其强制力、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根据逮捕的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即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基本查清了犯罪分子的部分犯罪事实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犯罪分子有义务接受侦查、起诉和审判。犯罪分子即使在逃，公安机关可以通过通缉、追逃等措施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每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将其送至公安司法机关。由此可见批准逮捕是具有强大的强制力的，目的是要断掉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梦想。

　　三，从实务角度上看，若批准逮捕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势必助长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1]中认为：“在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罪责，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仍然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追诉权。对此，如果仍然坚持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势必会使司法机关在同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表明犯罪分子蔑视国家法律。因此，对这种情形，明确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可以有利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法律的尊严。”在现实中，一些犯罪分子明知自己犯了罪，应受处罚，但仍抱侥幸心理逃避处罚，旧刑法规定只要采取强制措施就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目的是要有力打击犯罪，打击逃避处罚的行为。若对逃避处罚的犯罪分子适用时效限制规定，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助长其嚣张气焰，二是打击公安司法机关的追逃的积极性，对一大部分旧刑法时期的案件不再处理。
四，从公平角度上看，若对批捕犯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同案的已决犯显失公平。如果一个案件有多个同案人，经批捕后，有的同案人当即被抓获，有的同案人在时效内被抓获，都受到法律的惩处，坐了牢。而个别同案人在逃，若干年后被追抓回来，若此时对其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已接受法律审判的同案人难显法律的公平。

注释：[1]黄太去，滕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群众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北京，第527-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