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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情况，导致了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的冲突，也当然导致了中国继承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鉴于中国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现状，应提出相应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协调这种区际法律冲突。


　　由于各国有关继承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且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专门调整涉外继承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因而涉外继承关系只能采用冲突规范调整。[1]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和大陆与台湾走向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这种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内、两种社会制度下、三大法系间和四个法律差异很大的独立法域之中，加上各地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变得异常复杂和独特。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成因及特点
　　继承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继承，是指生者对于死者死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承受。其内容不仅有财产继承，还有身份继承。身份继承是指生者承袭死者的身份，如继承王位、爵位、或家长身份等。中国古代的继承就是以身份继承为主。狭义的继承，即财产继承，是指生者对死者财产权利和义务的承受。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只有财产继承，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因此，本文仅在财产继承的语境下，探讨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及协调问题。
　　所谓继承制度，是指将死者生前遗留的财产权利和义务，依法或依死者的指定转移给他人承受的有关法律制度。继承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遗产的转移方式（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遗产范围、遗产的处理原则和分割方法，以及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等法律制度。[2]
　　（一）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及成因
　　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指在中国主权领土范围内，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的冲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形成多个法律区域的原因有很多，如国家的合并、国家的殖民、国家的联合等。中国成为多法域国家并因此而产生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未来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为了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用法律的形式将“一国两制”的构想确定下来。于是，香港和澳门作为两个独立的法域存在。
　　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特点，台湾地区早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域，不但将来回到祖国怀抱后，就是现在，它与大陆及港澳地区也存在区际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而完成了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
　　因此，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四法域局面，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在同一中央政府之下，在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分别施行各自的法律制度，并成为四个法律制度互不相同的独立法域。而这四个法域由于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背景不同，使得中国这四个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存在着许多差异。
　　不同地区实施的继承法，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当地居民对该地区内居民遗产的继承关系，在处理当地居民的遗产继承关系时，完全可以适用当地的继承法，而不必考虑其他法律区域的继承立法是如何规定的。但是一旦某一继承关系中出现了涉外因素[3]，无论是被继承人、继承人方面，或者是遗产方面，都可能导致适用一国内不同区域的法律。由于继承制度直接关系到有关区域及该区域内居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各区域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在这一问题上各抒己见，以期取得对本地区利益最为有利的结果。相应地，各地区在继承法方面也较难达成协议，形成一致性协议，这就是现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继承关系法律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中国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继承关系是一种财产关系，但是与人身关系紧密相连，其本质是通过继承实现财产转移，但这种转移一般是以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为前提的。此外，继承关系不仅受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受到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影响。[4]正是由于继承这一特性，导致中国四个地区的继承立法差异较大，法律冲突随之产生。与世界其他多法域国家相比，我国的继承制度法律冲突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一般都是社会制度相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同属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其次，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多为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如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香港地区与属于大陆法系的台湾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继承法律冲突，则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再次，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冲突，四个区域各自享有终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两个《联合声明》[5]，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大大超过联邦制国家内成员享有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除了不存在主权国家的主权冲突这个因素外，基本上与国际继承法律冲突是一致的。
　　最后，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其中央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通常对当事国的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而在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一些国际条约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不同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它既涉及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又涉及人身关系，[6]这使得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有更多可依据的标准。本文主要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中国区际继承制度的法律冲突。
　　二、中国区际法定继承的法律冲突
　　法定继承是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的分配由法律予以规定的继承方式。由于法定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未留下遗嘱或遗嘱无效或遗嘱继承人拒绝继承财产时按法律的规定进行继承的制度，所以，法定继承也称为无遗嘱继承。在中国四个地区中，法定继承问题上的立法与实践是不尽相同的。在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人的顺序、代位继承、应继承份额、继承权的丧失和继承权的放弃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中冲突规则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本国法、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和遗产所在地法这三个冲突规则。最大的差异即是否将遗产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区别开来分别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在实践中有“同一制” （unitary system）和“区别制”（scission system）之分。
　　同一制，也称为单一制，是指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本国法或住所地法）。区别制，也称为分割制，是指在涉外继承中，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7]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2010年10月28日颁布并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31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该法是中国大陆关于涉外法定继承的最新规定，一改之前调整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解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9]的规定，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作为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连结点，以“不动产所在地”作为特殊连结点优先适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地区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的是区别制，是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分别确定继承的准据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对于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香港地区是通过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冲突规范来解决法律冲突的。香港法和英国法一样，采用区别制，将遗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对于动产的继承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对于不动产的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地区没有单独的冲突法，有关涉及外国或其他法域的继承的冲突规范以及对相应的准据法的指定，主要是规定在《澳门民法典》第59条中。《澳门民法典》第59条规定了有关继承的冲突规范：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即本国法。由此可见，澳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继承法规本身对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规定，而是在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10]中加以规定。该法规定，法定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外国人死亡时如在台湾地区境内遗有财产，但依照该死亡的外国人的本国法该项财产为无人继承的财产时，则依照台湾地区法律处理。由此可见，台湾地区采用的是同一制，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样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
　　台湾地区还专门针对大陆地区制定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规定：被继承人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关于继承，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遗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由此条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于涉及大陆的继承的冲突规范和它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的规定不同，采用了遗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则。这种特殊规定使得解决两岸继承法律问题更加复杂。
　　台湾地区针对香港、澳门地区也制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在其第38条规定：“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门者，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未规定者，适用与民事法律关系最重要牵连关系地法律。”这是台湾处理与港澳法律冲突的唯一一条冲突规范，这说明台湾地区对解决与港澳法律冲突问题，不像对大陆地区那样分门别类来设立法律规范，而是原则上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并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中国区际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
　　遗嘱是立遗嘱人在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其财产，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遗产由哪些法定继承人继承，或规定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继承人依照遗嘱的规定继承遗产，称为遗嘱继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赠给国家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即遗赠[11]。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都是通过遗嘱人订立遗嘱来实现的。中国四个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立法的规定存在差异，对遗嘱能力、遗嘱方式、遗嘱的内容、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等问题都可能发生法律冲突。
　　“同一制”和“区别制”是普遍存在于继承关系法律适用中的两种制度，无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都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础。由于遗嘱继承的发生根据不仅是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还有被继承人立有合法遗嘱的事实。因此，与法定继承不同，遗嘱继承与立遗嘱地也有密切联系，除了被继承人国籍、住所及遗产所在地外，遗嘱继承法律选择的标准还包括行为地。而且，在发生法律冲突方面，除了继承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确定以外，遗嘱继承还涉及立遗嘱能力、遗嘱形式等方面的法律冲突。因此，遗嘱继承有着比法定继承更广的法律选择的范围。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一直处于空白，在实践中一般是参照法定继承的冲突原则处理。直到该法颁布，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两条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冲突规范。该法第32条对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该法第33条则对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予以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可见，中国大陆对于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都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国籍国法，遗嘱方式还可适用遗嘱行为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在香港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也遵循国际上的一般趋势，即采用多重准据法原则，以尽量使遗嘱得以有效执行。香港1970年的《遗嘱条例》第24条规定：遗嘱的签立如符合该遗嘱签立之地的领域所施行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该遗嘱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该立遗嘱人以其为居籍或惯常居住的领域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上述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立遗嘱人是其国民的国家所施行的本土法律，即视为正式签立。
　　香港的具体法律规定来自于英国，法律形式也受英国的影响，判例与法律相互引证。英国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即不动产的遗嘱方式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遗嘱依遗嘱人死亡时住所地法。所以，对于遗嘱继承香港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民法典》第60条规定：当事人立遗嘱的处分能力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即常居地法。在作出处分后取得新属人法之人，保留按前属人法规定废止有关处分之必要能力。第61条规定：当事人遗嘱有关条款及处分的解释亦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第62条规定：遗嘱的方式，可适用立遗嘱时的行为地法，或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或当事人死亡之时的属人法，或者采用转致制度，适用立遗嘱时行为地法的冲突规范所援引的法律。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澳门地区关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采用的是“同一制”，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一适用属人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在其第60条、第61条中规定了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该法第60条规定：遗嘱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时遗嘱人之本国法。遗嘱之撤回，依撤回时遗嘱人之本国法。该法第61条规定：遗嘱及其撤回之方式，依前条所定应适用之法律外，亦得依下列任一法律为之：一、遗嘱之订立地法。二、遗嘱人死亡时之住所地法。三、遗嘱有关不动产者，依不动产所在地法。
　　台湾地区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61条又规定：大陆人民之遗嘱，其成立或撤回之要件及效力，依该地区之规定。但以遗嘱就其在台湾地区之财产为赠与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台湾地区对港澳地区没有专门设立冲突规范，而是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海峡两岸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之比较 　　

　　　 彭俊良　中南财经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在现代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培育，祖国大陆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使专业银行商业化。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已经运行了较长时间。比较一下祖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制度，有助于我们对海峡两岸的商业银行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　　

　　一、商业银行的立法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代理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项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伸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l）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　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　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　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　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　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　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　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同一关系人　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　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　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　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　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　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　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四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来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测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